桓震别了徐光启，方回兵部衙门，便接到陕西紧急战报，流寇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次日陷府谷县，眼下正在围困孤山堡。榆林道白贻清一面遣兵击之，一面层层上奏，延绥巡抚洪承畴知道这是大事，不敢怠慢，即刻飞报朝廷。桓震明朝亡于李自成，这是每个现代人都知道的常识。李自成作乱是出于饥荒，这个桓震约略也了解些。可是陕西的农民军究竟起于何时，目下又发展到了何等地步，他就犹如夜半入深山，两眼漆黑、一无所知了。过去数年间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辽东与袁崇焕身上，加上农民军并没成甚么大气候，他身为一个辽东总兵，所能做的也只是不断向朝廷上书指斥陕西官员瞒匪不报、欺骗朝廷，要求崇祯皇帝核查治理。至于皇帝究竟治是不治，理是不理，就不是他能管得到的事情了。

他明白倘若放任陕西糜烂，哪怕辽东给自己经营得再好，最后明朝也摆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不是亡于李自成，也会亡于旁人。明亡不亡桓震并不关心，但是眼下自己好容易渐渐在朝廷之中立住了脚，刚刚有能力在辽东实行小范围的改革，李自成一来，这一切都要化为泡影。何况李自成的政权并不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权，桓震对它向无好感，更不必说听其取得天下而置之不理了。

想想此刻的三边总督应当是杨鹤，此人曾在都察院任职，是以桓震虽未真正与他共事，素日却常听一班同僚议论，说杨修龄为人有清望而不知兵，倘若以一大将之材独任三边戎政，而以杨鹤专理民事，可收奇效，但若叫杨无山擎节钺、专征伐，那可难为了他。去年京师戒严之时，听说延绥、甘肃兵也曾入卫，只是走到半道便因为缺粮少饷纷纷逃了回去，逃兵不敢回归本卫，大多数就流入贼中，是以贼势益张，时人多归责杨鹤。

是时督抚多好隐瞒边事，阁臣们高居朝堂，对三边戎政大多不甚了了，一味听凭边臣大言，或剿或抚，全无主见，疆场则剿抚乖方，庙堂则赏罚不当，弄得贼势日张，官军来则伪降，官军去而复叛。这一回的战报，还是洪承畴跳过杨鹤，越级奏上来的。洪承畴疏中并言，年初王嘉胤掠延安、庆阳，鹤匿不奏，而与陕抚刘广生，各遣材官持牌四出招贼，贼魁黄虎、小红娘、一丈青、龙江水、掠地虎、郝小泉等，俱给牌免死，安置延绥河西。然贼降叛不常，其众焚杀淫掠如故，罹毒益甚。百姓吞声，有司承抚臣意，莫敢告诉，而寇患成矣。

桓震阅罢，知道此事一旦奏出，杨鹤必然获谴，朝廷对待陕西叛乱以抚为主的政策也很可能变动。他明白这事不是自己瞒得的，当即上复本兵梁廷栋，问他该当如何是好。梁廷栋向来胆小怕事，将一本奏折捧在手里看来看去，一只手捏住胡须捋个不住。憋了半晌，好容易迸出一句：送阁票拟罢！桓震大失所望，仍不死心，想了一想，道：“日前给事中陈良训、陶崇道上言，指大人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受国士之遇，而无国士之报，大人莫不是忘了？”

梁廷栋面色发青，哼了一声。这他又怎么会忘记？非但陈陶二人，还有工部主事李逢申，弹劾他虚名媚上，以及其它许多附和之人，梁廷栋都一一刻在心里。只不过陶崇道指斥之事也并非空穴来风，去年十月间他还是一个小小的参政，只是碰上了遵化失陷、巡抚王元雅自杀殉国这等机遇，这才给提拔起来，此后数次奏对，都甚得帝心，不数月间直升到兵部尚书的位子。可是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个兵部尚书，你道是容易之事么？京师虽然解严，然而羽书旁午，摞起来足能压死一匹好马，日日剖决，已经耗尽了梁廷栋的全部心力，加上还有一帮看不过他青云直上的谏臣在旁指手画脚，叫他怎么能不事事小心谨慎，渐渐变得胆小如鼠？其实说穿了做官也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只消奉承得皇帝开心，上司满意，便等于有了护身符，至于旁的，大可以置而不论。

洪承畴参杨鹤剿抚失当，他并非不知该当如何处置。只是目下朝廷中温体仁一头独大，倘若自己贸然奏报上去，不合温阁老的心意，难免在温体仁心中留下一处芥蒂，往后再想混下去可不那么容易了。不如索性直接叫温体仁去做主，反正朝廷是他家朝廷，休咎臧否，都让他自己承当去，自己乐得做个听风虫儿，逍遥尚书。

正没措置处间，忽然都察院一个司务来寻，悄悄对他说左都御史张大人请他回都院衙门去，有事商议。桓震不明所以，按说他只是加御史衔，并不应该真正过问都察院事务，平日也从不到都察院办公，不知张捷突然唤他去有甚么贵事？

满心疑惑地赶了去，张捷正在堂上批阅文书，见得他来，略略客气几句，便给他一本奏折看。桓震依言接过来细读，却是本衙门一个监察御史姜思睿的奏本。张捷在旁道：“此本到我手中，便给截了下来。特地叫你来讨个主意，明日该当封送，还是就此驳回？”照都察院惯例，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奏本，都要先交都御史过目，才上奏朝廷，由皇帝裁断，或直接批复，或交部议处，或付阁票拟。眼下太子监国，年龄幼小，周后虽然垂帘，毕竟是个妇人，是以一应奏折大都是内阁处断的。所谓封送，那就是将这奏折原封不动地交给温体仁等阁老学士们，否则张捷亦可行使主官之权，以无据无实为由，予以驳回。

都院监察御史有一百一十人之多，桓震并不个个认得。这姜思睿更是连名字也不曾听过，请教张捷时才知他是万历间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从子。姜应麟桓震却有印象，他曾听老臣们议论万历掌故，知道当年万历宠爱皇子常洵，屡要废长立幼，第一个上疏抗言的就是姜应麟。自此言者蜂起，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责信于帝。姜应麟却在一众太监煽风点火之下，给万历贬去大同广昌做了个典史。

再看那姜思睿的奏本，却是历陈天下三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邮传过削，曰搜剔务精。崇祯即位以来，年年都有辽饷、练饷诸般名目加于百姓头上，并且愈加愈多，愈加愈重，直弄得加无可加，小家小户为了完赋缴税，常常弄得家破人亡。就是这般，仍然国用日绌，去年五月间便有一个兵科给事刘懋出个主意，教崇祯皇帝裁撤驿递，说是每岁可省金钱数十余万。崇祯恨不得钻入钱眼里去，一听说每年凭空多出几十万，便不会有人来打自己内帑的主意，立刻欣然乐从，大刀阔斧地裁起驿员来，直将嘉靖年间核定的五字五十一条，裁至了十二款。

姜思睿疏言，秦、晋士瘠，无田可耕，其民饶膂力，贫无赖者，藉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遂无所得食。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祖宗设立驿站，所以笼络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使不敢为非，原有妙用；天启末年，援辽援黔，征兵征饷，起废赐环，武台内官，海内驿骚，加以冒滥，驿困实始于此。但只须汰其冒滥足矣，何至刻意裁削，驱贫民而为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