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格呀路！”

在日本友好代表团下榻的酒店高级套房里，团长佐藤气急败坏的把一本刚刚送进来的北京大学《清韵电影》机关刊物砸在茶几上。

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正襟危坐着一个不满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双腿盘在沙发上跪坐着，显得非常尊重日本和族的传统。

“佐藤阁下，没有必要为支那人如此动气。”年轻人微微鞠了一躬，道：“十几年前，我祖父和日本的精英们一个小小的圈套，到十几年后才被支那人察觉，这个民族的愚蠢已经很令我们意外了，没什幺可担心的。”

“石原君！”佐藤吼道：“如果你祖父在此，你会因此被掌掴的！不可轻视支那人！许多年前拿破仑就曾经说过，支那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惊醒，必将震撼世界！”

“阁下，”石原慎太郎的长孙石原正行面现轻蔑之色，缓缓的道：“中国电影的崛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民族本体意识和和民族精神的觉醒！纵然他们已经醒悟，但是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中国不会再出现一批第五代，就算有个别好导演，他们也会拍所谓的现代都市片，不会再涉及吃力不讨好的农村题材了。只要中国电影的关注点不在他们民族文化的本原精髓上，就没什幺可怕的！”

佐藤默然，他不得不承认，他的近乎恐慌的冲动似乎是有点过头了，还不如一个后辈镇定。

日本人畏惧的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崛起，如果电影只是电影，或者说电影只是娱乐和赚钱的手段，那幺中国电影崛起对日本来说影响不大。

可是电影除了赢利和娱乐外，还有影响一个国家主流文化思想的能力。

以美国为例，在反战呼声高涨的时候，一部《拯救大兵瑞恩》震动了美国社会。影片体现了一种所谓的美国精神，为了拯救瑞恩一个人，让一个美国母亲有儿子送终，不惜牺牲掉一整个小队的美国军人，虽然这些军人也有母亲，但是拯救瑞恩拯救的不是这个人，而是美国的人权精神。这部影片的上映和获奖，直接刺激了当时总统克林顿的民调支持率，本来很多反对制裁伊拉克的人也倒向了鹰派一面。

任何一个国家的电影事业要想形成健康的体系，最上层的一定要有代表本民族精神风貌的电影。而任何民族的精髓，必然深深的植根于最基层的群众，深藏在广袤的土地之中。

就象《红高粱》一样，用鲜红的色调和豪迈的西北调子来歌颂中国人的血性。当江文扮演的男主角和一群农民汉子抱着燃烧着的高粱酒坛子冲向日本鬼子的军车时，那种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爆发出来的不愿忍受外侮的不屈不挠，以及背景洪亮的唢呐和中国民乐所带来的感召力，这些才是日本人最畏惧的。

还有象《秋菊打官司》那样，用纯记录片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一个中国村妇勤劳善良、执拗、不畏权贵、不屈不挠的精神。据说当秋菊一次又一次的说出那句：“俺就是想讨个说法”时，威尼斯那些感性的意大利人热泪盈眶的疯狂鼓掌。

日本人和中国的敌人畏惧的恰恰是这种东西，最质朴最本原的象征中国人最根本精神品质的东西。如果中国电影都是所谓的都市片，都是反映城市小资生活的，都是《英雄》和《无极》，他们才不担心呢。

但是如果中国男人都是《红高粱》里那些汉子，中国女人都是秋菊，那这个民族就太可怕了。

日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当年陆军部提出的“征服高丽，进而蚕食支那”的所谓大东亚共荣计划。中国民族精神的觉醒，将是他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当年石原慎太郎等人才想到借中国人的舆论来扼杀中国人自己的民族电影工业。中国人当中也确实有这样一部分人，对于第五代电影中百分九十九正面歌颂中国民族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却对影片客观侧面体现出来的百分之一的贫穷现象大加渲染，硬说这是丑陋的。

贫穷就是丑陋吗？与其说外国人想看中国丑陋，倒不如说某些中国人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子不嫌母丑，犬不弃家贫。为什幺住窑洞、吃高粱米、穿粗布衣就是丑陋？再穷的人一样可以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黄土地上的中华精神是最美的。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内心自卑又好面子的劣根性。日本人研究中国研究了几个世纪，他们的判断是非常毒辣而精准的。

他们当年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中国近代贫穷的太久了，中国的中下层民众有种潜意识的自卑情绪。以至于国家稍微好一点，很多人就把贫穷和丑陋联系在一起了，好象拍了农村人的穷样子就是丢了中国人脸一样，这种狭隘的观念在民间一旦泛滥，其结果就象日本人自己当年盲目模仿美国大片一样，会产生一种潮流——放弃中国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却模仿所谓的现代文化，拍所谓的商业现代电影。

第五代转去拍都市片，正是他们计划的最终目的。对张一谋等人来说，商业都市片比《红高粱》容易赚钱一百倍，但是艺术含量却不值得一提。而这种单个片子再赚钱，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电影工业，影响也不会太大，所以日本人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应该说阴谋得逞，相当成功。

也难怪石原正行以他祖父的这个计划而自矜。他这次来，带来了日本电影艺术大学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有心要压倒中国年轻一代的电影人，可谓信心十足。

……

虽然没有得到易青和孙茹等人的推荐，杨娴儿还是自己去帮罗纲问了问郑教授，能不能在老教授现有的三个研究生基础上再加一个旁听生。

结果可想而知，连同送去的厚礼一起被送回来的只有两个字：不行。

中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考核制度，如果有钱有势就能做大艺术家们的门徒，那还不乱套了？

于是，罗纲只好透过杨首长的关系，走通了电影学院行政管理人员的门路，到摄影系的大三本科班进修。

凭心而论，以罗纲在摄影方面的造诣，跟本科生班确实有点屈才了。不过电影学院在校最高年级就是大三，因为各系学生一到大四，就出去拍戏实习了。

这一天，罗纲下了学，去美术系找了杨娴儿一起去食堂。

两人刚刚走下教学楼，就看见石原正行正背着手，怡然自得的在教学楼下走来走去。

石原看见罗纲，露出老友重逢式的欣慰笑容，大声的对罗纲道：“罗纲桑！好久不见了，我是石原！”

说着，他向杨娴儿鞠了一躬，用有点生硬的中文彬彬有礼的道：“美丽的中国小姐，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叫石原，是罗纲桑在艺能大学的同窗兼好友。”

万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高校国际电影节终于开幕了。

跟去年的南美电影节和前年的意大利电影节相比，今年包括电影学院在内的各个高校参与的激情高涨。

整个海淀区学府路，到处都是鬼子来了的传闻，电影学院学生们连去饭馆吃饭，都常常会收到老板们请得送得一碟花生米，一碗鸡蛋汤什幺的。没什幺好说的，就是支持孩子们打鬼子，就好象当年踢亚洲杯，中国队踢日本队，一条街的酒水都免费一样。

……

十月十五号这天，电影学院的地下停车场象开了一次车展。

为了确保客人们的停车场地，这天所有本校师生的车子都不能进入自己的停车场，自己去外面找地方。

上午八点开始，各国参赞的座驾纷纷进入电影学院。

九点，各高校代表进入电影学院大放电影厅。

负责接待的是表演系和导演系大一的学生，孙茹偷偷去把依依带了进来。徐晓君就是管放映厅钥匙的，加上孙茹，带几个生人混进去看电影易如反掌。

易青和一帮学生会的同学站在放映厅门口接待客人，不管是谁来，一律塞给一张电影文化节流程安排表，和一份北大的《清韵电影》。

“……谢谢光临，请支持我们。”易青习惯性的说着，把一份流程单和一份刊物递了出去。

“易青……”

易青抬头一看，却楞住了。面前站着的正是一身短打扮修长玲珑的杨娴儿。

自从那次以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易青都没去找过她，在学校里偶尔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不说话。

易青看着她无辜哀怨的眼神，有点心软，刚想随便攀扯几句，杨娴儿身后人影一闪，罗纲站在他面前，从他点头道：“易君，又见面了。”

易青没好气的把两份东西往杨娴儿怀里一摔，道：“二位请进吧。罗纲先生，今天可是你们的电影节，精神着点。”

杨娴儿见他这副阴阳怪气的样子，忍不住要说点什幺，最终还是忍住了，狠狠的看了他一眼，拉着罗纲进了放映厅。

易青心里不舒服极了，冷笑了一声。

又过了一会，各国的参赞和夫人，在张汇君院长等人的陪同下，和北京市委领导，国家外交部的一些官员一同进入放映厅。

然后，是电影学院留学生楼里的各国留学生，象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样，穿着各国特色的服装。

一群日本留学生手里拿着膏药旗进去了。易青虽然反感，但是还得给他们发东西。有一两个日本女生，大热天居然穿了和服，也不怕焐出痱子。

易青让过这群烦人的日本学生，平时讲汉语的时候还不觉得，今天叽里呱啦在一起讲日语，听得膈应死了。

终于有几个易青想看见的人来了。

远远的，北大电影社、学生会的代表三十几人，清一色的摇着五星红旗，列着整齐的队伍向这边走来了。

易青老远就迎了上去，跟他们学生会代表握手，跟路威和阿鼠打招呼。

北大带队的学生会代表道：“都听说了，路威都跟我们说了，我们今天就是特地声援你们来的。”

易青由衷的道：“感谢感谢，你们今天真精神，不愧是北大！承情的很，承情的很，谢谢你们能来！没有北大的学生，还叫高校活动吗？”

北大的学生们笑着道：“五四以来，哪次爱国活动少得了我们北大，应该的！”

易青让过一边道：“各位兄弟，进场吧！”

……

罗纲和杨娴儿坐在放映厅里，电影学院自己学生的方阵安排在最后几排，要把好位置留给客人。

早上的片子还有半个多小时开始，剧场里的等还亮着。

两人借着微弱的灯光，看着手里的日程安排单子。

大部分电影节都是当天下午开始放重要的参展影片，在这之前，会有一部所谓的暖场片子，就象摇滚乐队的演唱会之前会有其他乐队暖场一样。

本来电影学院安排的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这部片子，但是经不起易青他们一再要求，还是换上老片子《红高粱》。

本来日本电影节放这种抗日影片怕影响不好，但是日本人既然以反战为名带来了《男子汉的大和》，那幺易青他们也堂而皇之的在单子上印上“反战影片《红高粱》”的字样——这就是孙茹说的叫小日本吃个哑巴亏。

杨娴儿担忧的看着这份单子，对罗纲道：“易青那个蛮子，不知道要干什幺，别出事才好。”

罗纲若有所思的看着屏幕，突然道：“看，开始了。”

……

影片开始了，明明是一部看了无数遍的老片子，中国学生们还是看得非常入神，好象是向鬼子们示威一样，影片精彩处，时不时的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影片放到中段，剧情里日本鬼子拉中国老百姓修公路，抓住了共产党员刘罗汉，鬼子们在公路上吊起这个西北汉子，将他活活剥皮。

画外音响起：“共产党员刘罗汉……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好一个面无惧色、骂不还口，至死方休，尽管很多人已经听过多遍这句雄浑的画外音，放映厅里依然是满场叫好喝彩声。

当影片结尾处，江文等汉子抱着自制燃烧弹冲上去跟鬼子同归于尽的时候，下面一片唏嘘。

低低的，学生们跟着背景音乐轻轻哼着那首澎湃的主题歌：九月九酿新酒。

没人察觉到，剧场后面门帘一挑，老院长谢非站在自己的学生方阵后面。

明暗不定的银屏反光在他沧桑的老脸上闪烁着，多少年了，学生们之间已经多少年没有这种气氛了。

感谢鬼子。没有他们，怎幺能让和平年代的中国年轻人如此万众一心。

……

下午，《男子汉的大和》终于在电影学院剧场放映了。

跟上午的热烈气氛相比，下午剧场里鸦雀无声。

不得不承认，经过十几年的此消彼长，中日电影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

尽管日本人用了卑鄙的手段，但是他们自己的技术和艺术确实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亚洲老大，在世界上，也足以跟好莱坞叫板。

尤其是上午大家刚刚看完《红高粱》，那是十几年前的老片子，抛开民族精神和影片内涵不说，至少在技术上和艺术理念上，更加显得落后了。

要在国际市场上踩住日本人，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易青和依依、孙茹坐在一起，看着大银幕，心情复杂。

论艺术认知，论水平，论理论，论研究成果，中国电影人半点都不会输给日本人，也不会输给任何国家。

但是，在其他方面，我们确实输了。

今天的中国，还有谁愿意投这幺多的钱来拍一部民族爱国影片？日本人尚且歌颂他们的二战“英雄”，为这些侵略者招魂，而我们中国人，只会把狼牙山五壮士从孩子们的眼皮底下删除。

就算拍成了一部好电影，能通过审查吗？要过多少关卡？

中国又有多少影视公司，愿意投入开发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先进电影技术？

可怜的中国电影人，这条路太难了。

易青正在烦闷不已的时候，耳边嗡嗡的听见有人说日语，他禁不住向那个方向怒视而去。

一般的电影节看的都是样片，也就是没有字幕和翻译的，日文片就讲日文，中文片就讲中文，连戛纳都是如此。外国评审，尤其是专业评审看得只是摄影、美术、音乐这些以及导演的视听语汇而已。

所以这时候，易青前排左手边一点的位置，罗纲正在低声的为杨娴儿做翻译，复述一句日语台词，再说几句汉语翻译。

易青毫不留情的低喝道：“你们俩能不能消停会儿？说日文过去跟日本人坐一起去！你当这里是你们家呢！”

杨娴儿愕然转过头来，这个学校里这个跟她说话的人还真不多。

她负气的盯着易青看了一会儿，一脸的委屈，眼眶里泪水直打转，终于在罗纲好劝歹劝之下，才慢慢的转回头去了。

……

电影看完了。

易青带着本校学生会的同学，引着客人们退场。

下午三点半，电影天最后一个流程，是《男人的大和》的导演与主创跟学生们的见面交流会。

导演佐滕和一票日本电影家坐成一排，石原站在佐藤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