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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对现在我国在西藏、新疆问题上是什么看法”王老说道

听了王老的话李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道“王老,我一个毛头小子那里能懂那么多事情啊!”

“没事嘛,谈谈自己的看法吗?”王老鼓励道

“尽管新疆和西藏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我国的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我国的有效战略手段。这段时间内,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我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达赖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我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北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达赖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我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我国的人权问题,对我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我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我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我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西藏和新疆问题也影响着我国的周边关系。我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我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我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我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我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西藏和新疆问题来应付我国。不管我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我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我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我国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我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我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新疆和西藏的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我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我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我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我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我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我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我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我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达赖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我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

多年来,我国高调谈论海洋外交的问题,思考着我国如何变成一个海洋国家。这也非常重要,因为随着我国的发展,我国迫切需要发展和海外的关系,并且我国的(至少)经济利益也开始走出去,我国需要海洋外交来增进和保护我国的在国际社会的利益。然而,随着新疆和西藏问题的频繁发生,我国的海洋外交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制约。我国的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海洋外交和内陆外交的争论。人们对我国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一直具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内陆问题或者内陆外交是我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重要制约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历史正在重复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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